刚刚收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请柬，邀我参加本月七日举行的《卞之琳文集》首发式及学术讨论会。我很高兴地答应了。想好要带三样东西去：一束盛开的鲜花，表示祝贺；一本1940年初版本卞之琳著《慰劳信集》，是一位教授家中失火，教授从火中抢救出来又转赠于我的，书上印着昆明同仁街明日社出版部，用上等道林纸印50册，此其一。卞老自己也未必有了；还有一张照片，是前年春节我去看望他，在他家中照的，卞老着围裙、戴套袖，坐在一张木桌前，活像一个个体饭馆的老板，而且是个南方老板，全然没有诗人高雅的样子，很生活化。这三样东西，我想他会乐意接受的。
今天是12月2日，离开会还有五天。晚上八点钟，突然接到晓风从报社打来的电话，告诉我“卞老今天早晨走了”。怎么可能呢？这消息太突然了。《卞之琳文集》的出版，无疑是学界的一件喜事、大事，也是送给卞老90岁生日的最好礼物，他的朋友、同事、学生、家人和广大的读者无不以喜悦的心情期待这次研讨会的召开，听说还有从国外赶来的朋友。晓风的电话就像给我带来了“雪意”和冰凉，让人想到卞老的名句“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”，大家的心情顿时变成悲痛和惋惜。我拔通了给青乔的电话后，证实了这消息是真的。青乔说：“爸爸不同意做寿。但他说，与其大家来看我，不如我去看大家。还说，开会的事别忘了告诉李岫。”我听后心里更加难过。
1930年前后，三个有志青年先后迈进了汉花园——当时北京大学所在地。这就是哲学系的何其芳、外文系的卞之琳和李广田。三人中以我的父亲李广田最年长。他们几乎同时在戴望舒主编的《现代》上发表诗作。后来，卞之琳把三人的诗合编为一集，题名《汉园集》，1934年交商务印书馆，1936年出版，属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。卞之琳在“题记”中写道： 这是广田、其芳和我自己四五 年来所作诗的结集，我们并不以为 这些小玩意自成一派，只是平时接 触的机会较多，所写的东西彼此感 到亲切，为自己和朋友们看起来方 便起见，所以搁在一起了。我们一 块读书的地方叫“汉花园”……于 是乎《汉园集》。
的确，他们的诗风完全不同，日后的发展也完全不一样，但他们以诗成友，保持着终生的友情，被文学史家称为“汉园三诗人”。
大学毕业后，我的父亲到济南教书，卞之琳到青岛海边埋头译书，他们曾同登泰山，同游泰安城。那时我母亲在泰安教书。抗战爆发后，我的父亲带领学生流亡南下，驻足四川罗江。卞之琳也经过一段流亡生活，和沙汀访问了延安后，到罗江来和父亲团聚。之后他们又一起到了昆明，共同在西南联大任教。那时我还很小，但开始记事了，开始认得这位卞伯伯。他一天到冯至先生家去，一天到我们家来，轮流着，说着他的家乡话，快速的，滔滔地，好像只他一个人说。我和冯姚平都觉得这个卞伯伯风度翩翩，挺洋气，像个诗人，小孩子的眼里觉得诗人就该是这样的。我的父亲老穿个蓝布大褂，怎么能写出诗来呢？截止在昆明的时期，卞之琳已出版了《三秋草》、《鱼目集》、《汉园集》、《慰劳信集》等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，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。父亲于1942年在《诗的艺术》一书中用了三万多字的篇幅讨论并评价了老朋友卞之琳的诗，属于早期评价卞之琳的诗论之一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卞之琳诗歌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旺盛。上个月中央电视台举办的“荣事达杯”电视主持人大赛，竟选用卞之琳早年的诗《断章》作考题，足见人们对诗人的爱戴。
抗战胜利后，卞伯伯和我们一家又都回到了北方。他和我父亲都在南开大学任教，都住在西柏树村，一箭之遥，天天见面。卞伯伯抽烟很厉害，小孩子的我则热衷于吃榛子。一天，西柏树村的小卖部着火了，大家去救火，卞伯伯对我说：“早知它着火，你去抢榛子，我去抢香烟，那多好！”我心想，这个严肃的大诗人（父亲称他“卞大诗人”）真逗。不久，内战重开，形势日紧，卞伯伯应邀旅居英国，父亲转至清华大学任教。再次团聚已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了，卞伯伯在《李广田散文选·序》中说，“重新在清华园相见，欣喜之余，不胜沧桑之感”。这期间，他出版了译作《西窗集》、斯特莱基的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、《阿左林小集》、纪德的《新的粮食》、《浪子回头集》、《窄门》、衣修伍德的《紫罗兰姑娘》、贡思当的《阿尔道夫》等。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，不少人既是作家也是翻译家。鲁迅、茅盾等自不在话下，三十年代以后，涌现了巴金、冯至、李健吾、徐志摩、梁遇春等，卞之琳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自己的创作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，他们又把西方文学译介给中国读者，缩短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。新文学的发展，一是继承本国文学的优良传统，一是汲取异域的营养，这是两翼，缺一不可。文学的现代化是离不开这两翼的。卞之琳在解放后又出版了《英国诗选》、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，他是诗人、作家，也是杰出的翻译家，是无愧于“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”的称号的。
卞之琳也是优秀的评论家、批评家。他主张严正的文学批评，提倡科学的事实求是的学风。他是这么主张的，也是这么实践的。80年代初，我编选《李广田诗选》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，选目的确定、对诗的评价，绝不因为是老朋友，他就“任人唯亲”，就胡乱吹捧，他主张严格、少而精。他赞成早年的《行云集》全收，因为它“最为圆熟”；而晚年的《春城集》收三、五首就行了，因为“就韵味论，后来未必居上”，还说“我敢信广田如还在，自己也不愿意选存更多”（见诗选序）。最后的编定就是按他的意见做的。这种批评精神，正是当年文坛所最缺乏的，也是最值得我们提倡的。
记得我母亲在云南版《李广田散文选》后记中说：“之琳在百忙中为这本选集写了序言，他是目前健在的《汉园集》的唯一作者了！言下不胜‘黄垆之思’！”而今，汉园三诗人都走了，“视此虽近，邈若山河”，三十年代闪耀在北国诗坛的三颗星辰都殒落了。斯人已逝，风范犹存。我相信，卞伯伯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他的人格、他的著作将永驻人间。
2000年12月2日
本报讯 著名诗人、翻译家卞之琳12月2日上午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，享年90岁。 卞之琳1910年12月8日生于江苏省海门县。在家乡读小学、初中。1927年，到上海浦东中学读高中。1929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，1933年毕业，参与《水星》编辑工作。1935年东渡日本，同年回国，在山东济南教中学。1937年任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。1938年到延安，在鲁迅艺术学院短期任教。1940年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，1943年任副教授，1946年任教授。1947年到英国牛津大学任“旅居研究员”。1949年回国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。195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学术委员会委员、《世界文学》编委，《诗刊》编委，并先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、名誉理事、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等职。是诗人兼诗歌理论家，又是翻译家兼外国文学研究家。著有《布莱希特印象记》（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）、《人与诗：忆旧说新》（三联书店1984年）、《莎士比亚悲剧论痕》（三联书店1989年）等理论批评著作及论文多篇，还有《鱼目集》（文化生活出版社，1935年）、《汉园集》（与人合著，商务印书馆）等九部诗集、两部散文集、一部长篇小说。译有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、《哈姆雷特》等外国文学著作十三种。在50年代曾提出“白话新体诗”格律化的主张，不赞成盲目抬高新民歌的地位。主张外国诗歌翻译不但要忠于内容，而且要忠于形式。对莎士比亚和布莱希特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。 据悉，卞之琳先生的追悼会将于12月8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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